認同、偏見與理性

黃春興 清華大學經濟系 2004/11 蘋果日報

葉教授22日〈傲慢與偏見〉一文要「讓人們了解到認同偏見的為害」，希望國人在即將舉行的立委選舉中能「破除成見，避免陷入偏見泥沼」。

該文主要論點是參考行為金融的研究。這新興學科因傳統金融理論失去解釋力而興起。傳統理論相信經濟理性的行為假設能解釋大部份的金融行為，但行為金融則相信大部份的金融行為只能從非理性的假設去解釋。該理論相信人們的判斷標準是依賴過去經驗所形成的框架；用框架去解釋，自然處處是偏見。

行為金融學者看到了框架，卻苦於沒好辦法幫人們摘除框架？對於客觀的商品，葉教授提的「接觸不同資訊，小心求證」是不錯的辦法。但這辦法用到選擇股票，則效果大減，因為股價的漲跌深受股民激情和群體行動所影響，而影響後果又無法在購買之前預估。

當個人的選擇涉及到對政黨或國家之認同時，牽涉的就不只是財產，也包括未來的生活方式和個人的尊嚴與發展。選擇後果的不確定性是遠大於購買股票。這時，個人要如何選擇才算理性？

既然毫無預估效果的能力，理性選擇的意義也就必須回溯到個人經驗所形成的框架，也就是偏向於包裹式的認同選擇。這點，香港人民和台灣人民並無差別，只是過去經驗造成不同的框架。

在中國和香港的認同上，香港人民的差異不大，因為他們在英國管理下已學會如何適應總督政府由上而下的政策。香港人民評價「認同中國」的框架是這樣的：「是否還能繼續馬照跑、舞照跳？」香港人民了解中國政府長期對《中英條約》的尊重，在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下，並不覺得選擇「認同中國」會增加未來的不確定性。這是選擇的理性。

台灣的經驗則不相同。長期的武力對峙加上三十年來的民主成就，台灣人民評價「認同中國」的框架是這樣的：「是否還能在不屈服於武力威嚇下繼續發展民主和經濟？」歷史上，中國政府很少給過台灣人民信任感，二二八的悲情加劇了這不信任。「認同中國」的背後是巨大的不確定性，於是，理性上也就選擇了「認同台灣」。的確，不同族群間的不確定感並不相同，也表現在對不同政黨的認同。這也是理性的選擇。

我們自然希望台灣人民能拋棄框架，以更開放的心胸去思考自己的票決對象。但是，只要想到大陸的導彈還繼續部署在海峽對岸，只要武力威嚇繼續存在，台灣人民評價「認同中國」的框架就無從改變。這不是台灣人民願不願意改變的問題，而是中國政府願不願意讓台灣人民改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