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学》的转变：
文化演化论的理解
黄春兴*
清华大学经济学系
台湾•新竹
方壮志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武汉
2005/09/28
摘要
「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和政治事件息息相关，因为它是实践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指导理论。由于马克思理论缺欠实践部分，而1950年代作为经济计划指导纲领的苏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宣告失败，中国大陆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从试误过程去寻找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论。本文发现：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学在1979-2003年间的变革呈现出文化演化理论所阐释的特征，包括非预期的结果。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文化演化论、经济转型、苏俄教科书
JEL分类： A20, B53, P26, P30
1. 前言
中国大陆在1979年经济改革之前仿效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以下简称SPE）为社会实践理论和政策指导，借着全面的经济计划严格控制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私人企业活动逐渐取代经济计划，造成经济活动和SPE的指导脱节。之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大量引入和翻译，SPE作为经济学核心理论的传统地位受到威胁。[1]
SPE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理论为研究核心，强调从唯物论观点看待社会，以社会结构的整体制约去分析个人行为。[2] 其研究目的除了要发现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和预测经济制度的变迁外，也带有改造社会和发展经济的任务。[3] 由于它是经济学各分支科学的先修课程，故也就称为「经济学」。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第一次转型到社会主义时是以SPE作为指导和实践理论；[4] 那么，在这次的经济转型中，SPE是否依然扮演着相同的角色？我们也想知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年代，西方经济学是如何突破铜墙铁壁并威胁到SPE的生存？再者，中国大陆曾借重东欧诸国的修正经验，为何却走上「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简单地说，由于苏俄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以下简称RPE)在作为实践理论上被证明失败，中国大陆的实践理论就和经济改革一起展开「摸着石头过河」的试误 (trial-and-error) 过程。在过程中，她先脱离RPE的影响重新「回到马克思」。1979年后，探讨不同集体所有制的SPE教科书纷纷出拢，一方面争夺教科书市场，另一方面也呼应着不同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尝试。[5] 由于SPE和政治之间的特殊关系，教科书市场和政治市场几乎同步发展。如果中国大陆的试误过程不受外界影响，将如奥地利学派 (Austrian Economic School) 所论述地，她的政治制度和教科书的发展模式将难以预测。由于改革目标明确地设定在融入西方市场经济，不同的产权制度便在试误过程中逐渐朝向私有制发展和收敛，是故，在这演化过程出现的各种制度形式或教科书内容若说「有中国特色」，其意义就不能从字面去理解；相对地，我们发现「有中国特色」在政治操作上的意义是：在转型过程中允许一个形式上不违背社会主义的竞争市场。[6] 只要该特色继续维护，即使在当前政治市场仍封闭之际，西方新政治经济学 (以下简称WPE) 的教科书也会在市场竞争中成长，其探讨的民主与宪政不久也将反映到政治市场。
本文结构上，除第一节的前言外，第二节将讨论RPE的失败过程。第三节和第四节将回顾RPE失败后分别在东欧兴起的政治市场和在中国大陆兴起的SPE教科书市场，并讨论中国大陆因为没有苏联的直接压力而发展出来的「有中国特色」的演化过程。接着，第五节和第六节讨论SPE在「有中国特色」下的演化过程：先是夹带凯因斯理论，接着是西方的经济学原理教材，然后是WPE。在这过程中，SPE逐渐失去作为核心理论的地位，甚至也可能失去其所冠戴的「政治经济学」名称。在第七节，我们讨论WPE是否可能取代SPE的问题。第八节是本文的结论。
2. 苏联教科书的失败
1917年苏俄发生十月革命，建立第一个共产党政权。由于人类社会未曾有过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列宁等人只得自行摸索。[7] 其后斯大林执政，于1928年展开社会经济的五年计划，推动公有制，「实现国有化的工业、国有化的信贷系统、国有化的土地」[8]。1952年，他发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讨论苏联在实践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和处理经验。在此基础上，苏联学者集体编写了《政治经济学》一书，也就是通称的「苏联教科书」(RPE)。
RPE分成三部分，前两部分是对西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理论，第三部分完全是苏联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以RPE为蓝本重编成两册：上册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包括前两部分，下册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包括第三部分。樊纲 (1995:226) 认为两册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利益矛盾』是马克思经济学（上册）的基石，但苏联范式（下册）却否定『利益矛盾』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普遍存在并应在解释各种经济问题中起决定的作用」。[9] RPE为何否认「利益矛盾」的存在？又代之以何者？樊纲 (1995:215) 认为RPE「从公有制条件下人人都是所有者这一前提出发，推论出人们具有共同的利益，能够『同志式地协作』…因而在这一范式中不存在围绕着资本而展开的利益冲突」。马恩思想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自然承袭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一书中要解决的私利和公益的冲突。在亚当史密斯传统下，以交易和货币为手段的市场机制能合谐地解决这冲突。这个他称之「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同时也扮演「看不见的仲裁者」。遗憾地，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并未提出一套能替代市场机制去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RPE提出的「国有化工业、国有化信贷系统、国有化土地」的协作机制，勉强还能扮演「看不见的手」，却无法有效担任「看不见的仲裁者」。它强调人们在公有制下拥有的协作精神，却无法保证这精神真能自发长成。社会主义思想本来就存在一种重塑人性的期盼，期望人类从私有制走向公有制之后，其人性也会从自利转变成利他。[10] 当RPE改用利他心公设之后，利益冲突便从教材中消失了。从自利到利他的转变是人性转轨。如果人性内生于制度，那么RPE并没有背离马恩思路，只是过早进行人性转轨。 采用人性转轨是可以的，但至少要在国有化落实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人民也切身感受到国有化的福祉之后。然而，它却在推动国有化策略之初，就迫不及待地改变人性公设。这个过早的人性转轨，使得RPE的前两部分和第三部分格格不入。
在自利心公设下，经济单位间的利益冲突可经由情愿交易和货币转移而获得解决。市场是情愿交易发生的场所，也是一个允许自由进出、自由议价、转移货币的空间。市场、货币、交换这三词汇是从不同角度描述同一制度的同义词。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初，人性依旧自私，利益冲突必须继续仰赖市场机制来解决。这条「客观规律」无法光靠RPE所宣示的人性转换就能否定。斯大林晚年在《苏联社会主义问题》中便提到：社会主义同时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这两种公有制之间必须以货币为媒介来联系。于光远在1957年也认为斯大林的观点和他发表的《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的内容是一致的，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商品关系之间的关系是应该肯定的」。[11] 肯定市场经济，也就是肯定交换关系。孙冶方 (1998) 也说道：「不重视交换，否认流通，带来的后果很不好的。…不建立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流通体制，就会出很多问题」。[12] 他认为RPE提到的生产关系只有生产和分配，没有交换，然而恩格斯讲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交换、分配三方面。RPE是根据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问题》编写，然而斯大林在书中强调了货币，为何RPE却不讨论交换？孙冶方的看法是：「斯大林说他把交换放进去了，我认为没有放进去。…他…把生产和交换干脆拢统地称作生产」。[13] 虽然孙冶方没从人性转轨去看问题，但也看到问题的核心。
由于RPE不讲交换关系，苏联的经济计划也就倾向于国有化和全民所有制，而不重视集体所有制。[14] 丢弃交换关系的RPE就无法说是马恩思想的实践理论。脱离理论的实践策略就失去了科学性。一旦失去科学性，RPE便只能靠实践的成果去争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信赖。经过十多年的快速成长，苏联五年计划于1960年代宣告失败。[15] 苏联的失败等于宣告RPE无法作为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论，而这失败也就开启了东欧诸国和中国大陆接踵出现的各种改革尝试。
3. 东欧政治市场的局限
东欧诸国和苏联对西方社会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有相同的历史性了解和批判，但对于实践社会主义的方法却有不同的见解。[16] 波兰的经济学家兰格 (Oscar Lange, 1981)便说：「（各国）管理社会主义的不同方法，随历史变化，并且这个国家与那个国家也不同，产生他们自己的特殊经济规律」。[17] 当RPE失去理论指导地位后，没人敢夸言自己提出的实践理论必然正确可行，试误的行动也就成为寻找真理的唯一途径；当不同的试误行动同时出现并允许自由仿效时，一个具有竞争特性的扩充性市场也就出现。但在苏联的军事强权下，东欧诸国必须把试误行动自我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范围是由底下的三条限制式所划定。首先、试误的权力必须来自马恩思想的默许。还好，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明白地说到：「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其次、每项试误行动都不能背离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这终极目标就是在革命胜利后，应当通过一些措施强夺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数据，然后让国家在阶级差别消失后自然灭亡。在这限制下，私有制是不会被允许的，但国家所有制也不是终极目标。第三，试误过程必须符合科学精神。这要求来自马克思称其思想乃是「科学社会主义」，其意义是：所有的社会计划必须建立在人类理性计算所及范围之内。虽然RPE做为指导理论业已失败，但每项试误行动仍必须先有指导理论，否则就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精神。这项限制阻碍了东欧国家朝向市场机制发展的可能，因为市场机制的发现过程是朝向人类理性无法预期的方向。[18]
上述三项限制虽然约束东欧诸国朝向市场机制发展，但也让他们持有马恩思想的「圣谕」以对抗苏联的国家所有制。1950年代，南斯拉夫（前）就改变国家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1960年，捷克（斯洛伐克）同时承认国家所有制与合作社所有制。1966年，匈牙利明文确立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双重基础，并宣布「在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优势的同时，作为合法存在的私有成分，包括小手工业、零售商业、自产自销和非农业人口经营的辅助经济仍有存在的必要」。[19]。1970年代以后，其他的东欧国家也都纷纷仿效，从调整所有制的结构进行经济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现象早已在东欧诸国进行，只是局限在社会主义内。他们一旦踩越社会主义的红线，就会沦入1968年捷克反斯大林运动那般的下场。
在苏联的监控下，东欧国家由政府出面进行的试误行动很难有机会越过红线。越过红线的理论无法找到实践机会，也就难发展出市场。这情势使得原本应是指导政治市场的SPE，反而成了必须贴附政治市场发展的图章。当这两市场的地位互换之后，政治市场的局限也就成为SPE市场的局限。除非苏联自行拆除铁丝网，否则东欧国家的政治市场和SPE市场都只能局限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这情势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
4. 集体制教科书市场的出现
中共取得政权之初并未在意RPE的人性转轨。1957年，中共学习苏俄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次年，中共党大会通过大跃进运动，计划在十五年内超英赶美；同年，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忽视和否定了客观经济规律」[20] 的大跃进运动蔓延至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造成事业受到重大损失，国民经济严重失调。1960年，中共中央开始遏止大跃进运动。巧合地，苏俄的五年计划这时也陷入停滞。这两事实的同时出现，强化了学者对经济规律的坚持并开始思考RPE以外的实践理论。[21]
苏联以顾问角色进入中国大陆，这不同于对东欧国家的实际操控。两国的关系更在1960年开始严重恶化。[22] 因此，中国大陆在寻找社会主义实践方式时，没有外来势力的压制。只要内部政治压力不过于紧绷，政治试误范围便可以较东欧国家宽广，这将带动SPE的成长。再者，相对于政治市场，SPE市场的政治成本较低。故其发展反而容易凌驾于政治市场之上，也能在科学性的要求下推动政治市场的发展。
虽然没有苏联的压力，但内部的政治压力却也不小。中国大陆的内部政治压力来自于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1966年到1976年间文革展开的批斗整风令学者噤若寒蝉。即使到了文革落幕之际，学者依然没有独立发言的空间。董辅礽（1997）便说到：「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连按劳分配都不能讲，连奖金都不能讲，那时的禁区太多了。…当时连竞争都不敢提，市场经济更不敢提了」。[23] 直到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共中央检讨了大跃进和文革的过程，才公开承认：「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24] 直到此时，试误的政治压力才正式解除。这时的情境就如同RPE失败后的东欧，人们获得了试误的空间。
在完全没有实践理论的指导下，试误过程就必须遵守「谨慎原则」。[25] 谨慎原则的意义是：既然还不清楚如何将纯粹理论展开到实践过程，实践中的各种策略都只是尝试手段，必须保持虚心和谨慎，不能贸然幻想自己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更不能以为自己有能力巨细靡遗地计划全国的经济运作。[26] 上段决议文提到的「调查研究」是依据理论的展开与实践，但「试点」则允许理论之外的试误行动。试误行动可以根据理论，但也可以在理论尚未完整之前先实践。这是一项制度性的突破，它允许人们在还不知道是否能抓到老鼠之前就先放猫去找老鼠。[27] SPE市场与政治市场都已跃跃欲试。[28]
政治市场的改革提升SPE市场的需要面。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次年，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发挥生产积极性；1980年，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1984年，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29] 不能忽略地，改革开放是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原则下推动，也就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仍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依然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政治市场的试误都必须包装在SPE理论下，而SPE的市场必须受限在四项原则之内。换言之，由于存在这么一个重写教科书的利基，SPE市场也就繁荣起来。
根据周冰(2000)的研究，新编的教科书自1978年起大量出现，内容开始朝向集体所有制，有些则借鉴东欧的经验。[30] 在这个新的竞争市场里，「形成了20多个不同的体系」。[31] 其中主要的「北方版」、「南方版」、「上海高校版」、「北大版」、「人大版」等都列入经济学科的政府规划里，甚至和中共中央教委组编的「教委版」竞争大学院校的市场。就像西方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每个版本都列举使用该教材的大学。[32] 这些「知识企业家」并不借着政府的权力去推广他们的新体系，而是以市场占有率去实现。[33] 在这一波竞争中，新编教科书都出自中国大陆学者。他们借着新编的教材探索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较适宜的集体所有制，并不挑战RPE中的人性公设。但这已是正式脱离RPE的重大转变。
1979年承认家庭承包制和1984年肯定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都是中共中央在不承认市场机制下对商品交换关系的承认。这鼓舞了经济学界，也引导学者进一步探索非农村部门的制度变革问题。「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在这过程中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学者难以置信的欢迎，因为它提供了一套能分析从公共所有制走向集体所有制的工具。[34] 同时，从社会主义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也提供了制度经济学者「肥沃的研究素材」。许多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的经济学家，也纷纷加入制度改革的研究。然而，随着温州模式逐渐取代苏南模式，也随着私营企业的快速成长，经济学者逐渐了解私有产权制度毕竟优于各种集体所有制。于是，他们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热情开始冷却，转为重视市场机制和私有财产权的理论。[35]
5. 宏观调控教科书的发展
市场竞争的创新过程常带来无法预料的结果，这情形也出现在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市场。1986年的SPE复旦版虽传承RPE，但改以西方的经济分析方法来解释公有制问题。这种在利他心公设下夹带自利心公设的试误行动，只可能在市场机制下出现。[36] 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些有能力预见新市场或开创新市场的企业家，只要当时背离主流或正统的主观成本不是极大，其中有些新的尝试就可能成功地发展成新主流。1981年之后，这种夹带式的试误行动增多了，因为文革时期那种巨大的背离成本已不复存在。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论是包产到户、苏南模式、或温州模式都是基层人民趁着政治运动激烈进行而中央不注意时从悄悄试行中发展出来的。他们抱持着「天高皇帝远」的理性计算，「摸着石头过河」。这群企业家在开始试行时，小规模的经营蓝图早已了然于心。在第一步踏出成功之后，就接着继续尝试下一步。基层的创造力便这样发挥出来。这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可简单地这样描述：在不被政治力注意的地区中出现一群企业家，他们从事形式上不违背社会主义的试误行动，在有限的市场竞争和调整中发展出新的模式。[37] 明显地，「有中国特色」的内容必须来自于官方对试误行动的默许。官员出于怜悯，但也考虑到执行成本。当人们所得降低时，其违法程度和人数将增高，这将提高政府认真执行的成本；类似地，若创新的预期报酬相对于固定所得增高，勇于试误的行动和人数也会增多。人民公社带来的经济崩溃和文革导致中央无暇顾及地方的两因素，诱使基层人民勇于在政治边缘进行试误行动。[38] 当然，政治企业家敢于开创新局的保证和信守承诺，不仅能让试误成功的企业家成为众人向往的楷模，也大幅降低人民进一步试误的主观成本。[39]
另外，经济快速成长也带来预期不到的效果：政府必须认真面对企业家追逐私利的行为。当宣传和教育部门仍坚守着传统的思考模式时，实际负责经济运行的政务和经贸部门则必须根据西方的经济观点来分析市场。也因此，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不再提计划经济，改为强调「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机制，承认市场也是一个独立于计划机制之外的资源分配机制。市场运作机制虽成为官方允许的试误机制，仍并未获得信任。价格不灵敏、市场不完善、市场失灵、贫富差距等都成为政府调控市场的主要理由。[40]
换言之，在官方允许后， SPE在集体制内容之外增加了宏观调控理论。[41] 凯因斯理论能顺利地成为SPE的原因，除了它不是建基在方法论个人主义外，其视政府为最终调控机构的态度则是传统官僚所能接受的权力底线。由于RPE要求社会主义者对西方经济理论采取批判性继承的态度，这等于是在严格控制下开了一扇窗，让经济学者得以接触西方的理论发展。[42] 它引导SPE朝非预期方向发展，结果让原本是批判对象的凯因斯理论成为指导宏观调控的官方理论。
然而，凯因斯理论毕竟是西方经济学的一支，其理论无法独立于其他西方经济学派的发展。[43] 当凯因斯理论结合个体经济学逐渐发展成「新古典-凯因斯综合学派」后，SPE再度暴露出新的内部矛盾：方法论集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矛盾。[44] 在市场竞争下，两者的分道扬镳是迟早要发生的。[45]
6. 「第三条路」？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重申松绑意识形态的决心，有效地稳住人民对改革开放的信心。[46] 不久，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开始被大量翻译，掀起经济学教科书市场的新貌。[47] 同时期，完全以西方经济分析撰写的中文版经济学教科书也接连问市。[48] 激烈的冲击让过去自居于《经济学》地位的SPE感受到生存威胁。SPE可以配给制度替代消费选择而不必解释个人偏好对消费的影响，也可以计划生产替代厂商生产而不必解释利润对个别厂商的影响，但它则不能无视于国有企业相对于私有厂商的超低效率。[49] SPE的困境不在于内容是否要添加厂商理论或知识资本理论，而是如何调整原有的人性公设与方法论。若要在实践上解释私有厂商的高效率，就必须接纳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 的自利心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但若如此，SPE将无法与西方经济学有所区隔。新的困境触动了SPE要何去何从的争议？
我们根据实地访谈，将当前中国大陆SPE学者解决该困境的策略分为三类。[50] 第一类坚决维护SPE在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地位，主张积极吸纳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进行马克思理论的数学化及去意识形态化。既然要继续作为核心理论，SPE就无法接受经济理性。由于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 承载着凯因斯和旧制度学派对新古典学派的批评传统，再加上近年来行为经济学 (behavioral economics) 的快速发展，其对中国大陆经济学者的影响日益提升。[51] 由于行为经济学尚未建立完整的体系，这条路不仅艰辛且不确定性也甚高。如果接纳有限理性，SPE要如何独立于行为经济学也将是另一个难题。
相对地，第二类主张放弃SPE作为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垄断地位，但必须在与其他西方经济学派并立下继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理论。他们主张以批判西方经济学为宗旨，继续坚守《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原始目的。在西方国家，已有不少学者发展出不同路线的新马克斯经济学，譬如 John E. Roemer、Samuel Bowles、Harbert Ginitis等。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基本上抱持这态度，他们相信以中国学术市场的规模去维持一个这样的学派不会是问题。[52]
第三类主张将SPE的核心理论地位让给西方经济学，接受经济理性并发展成一门当前西方经济学下的新的专业学科。[53] 盛洪（1996）从中国文化长期独立于西方文化的观点问道：「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吗？」。他想在继承西方经济学方法下，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发展一套与苏联和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学。董辅礽（1997）则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这问题，指出这不同的经济学应在于「研究(中国大陆)其经济怎么从一种不发达的状态向发达的状态转变，或者说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的一元经济转变」[54]。他认为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一元经济是一个市场已经相当发达、个人行为也与市场运作相当和谐的经济社会，而这些条件并不存在于正在从二元经济过渡到一元经济的中国大陆。这态度也曾出现在苏联，如Alexeev, Gaddy and Leitzel (1992)便曾建议苏联经济学家尝试发展一条不同于RPE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三条路」。[55] 换言之，董辅礽所认为的第三条路，也就是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学」 (economics of transition)。[56]
7. 「政治经济学」的未来
西方经济学不仅威胁SPE作为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地位，甚至威胁到其继续保有「政治经济学」名称的可能。改革开放后，WPE的教科书也随着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进入中国大陆。[57] 它是一门许多学派都有的学科，其研究内容包括政府组织、官僚行为、利益团体、民主票决制度、政党竞争、宪制规则等。[58] 由于该学科的议题涉及到较敏感的权力和政权，当前还不是官方正式开放的领域，我们预期短时间内也还不会开放。然而，如上节所述，不论SPE是要让出经济学的地位或是朝向转轨经济学发展，它空缺出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地位是否会被WPE填补？
回顾过去SPE「回到马克思」的经验，它曾数度彻底改头换面，先从国家所有制转到各种的集体制，再夹带凯因斯理论进入。同样地，SPE在面对WPE所强调的民主体制时，也可能再度模仿「回到马克思」的道路。这条路是可能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过：「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当阶级和国家都消灭、共产社会形成之后，那时的无产阶级社会不也就是民主社会？既然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终级目标，中国大陆在取得经济发展初步成就之后，自然也得发展民主。[59]
同样地，我们也认为SPE在学习WPE的民主体制时，也会仿效1984年只承认商品交换却不承认市场机制的模式发展。2002年的宣示便同样地在「建立民主文明」之前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逻辑上不难发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针下所存在的人性公设和方法论上的内部矛盾。但是，存在矛盾并不等于无法实践；相反地，在了解「有中国特色」在政治运作上的意义之后，我们反而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才有进行试误的机会，也才有从试误中逐渐长成的可能。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同样都没有实践理论，实践过程就只能靠着市场中的试误行动。
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一个竞争的教学市场正在试误和形成中。稍早，厉以宁 (1991) 便在介绍凯因斯思想的《凯恩斯主义与中国经济》一书中添加〈第十四章 公共选择学派关于国家经济作用的讨论〉，借用讨论宏观调控的机会夹带公共选择理论。厉以宁的作法是「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典范，因为凯恩斯理论是不讨论公共选择的。类似「有中国特色」的教学现正在大学的课堂中进行：教学内容百花齐放，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不按SPE教材纲领讲课。[60] 在这个教学市场里，每位老师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安排教授内容。他们在极大的灵活范围内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不论其目的是想成为最受欢迎的老师或是推广他的理论体系。在竞争的教学市场里，可预料到各大学对SPE必修时数的要求会逐渐减少，内容也将逐渐改变。[61]
8. 结论
中共中央虽然在经济事务上不断扩大和深化改革开放的范围，但至今仍坚持着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动，我们观察到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由于SPE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实践理论和政策指导，其转变自然意义非凡。本文除了探讨SPE的转变过程外，也透过SPE教科书市场和政治市场间的互动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经济改革的过程，并从经济改革的经验去预期政治改革的未来发展。
本文探讨SPE教科书市场和政治市场转变过程所采用的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文化演化理论，也就是Menger (1963)、Hayek(1978, 1988)、Kirzner(1978) 所发展完成的自发长成理论 (spontaneous order)。自发长成不能被误解为自然演化，它不似新笋从地底冒出，也不似野草的春风吹又生，而是伴随市场发展的发现过程（discovery process）。明确地说，只要进入市场的障碍不大，就会存在一些企业家将他们的创造品拿到市场让消费者自由选择，并在商品间形成相对价格。这些相对价格影响消费者的评价和企业家一次创造的方向。评价低的商品遭会到淘汰，但受评价高的商品虽能一时幸存也未必能长存，因为下一个创造品可能是经过改良过的模仿品或更优越的新商品。由于改良品或优越新品都不是当前所能预知，市场也就让充分暴露人们对于距离稍远的未来商品的毫无预知能力。文化演化理论将一般商品市场的创造过程扩展到知识、概念、制度、组织等文化单元，而市场上的交换手段也从货币或商品的交易扩充到学习、模仿、说服等行为。扩展性市场保有市场原义的自由进出和竞争，允许任何新创见出现在市场平台上让消费者选择。[62] SPE教科书是一个扩展性的知识市场，它具备市场要项：商品、企业家、消费者、交换、竞争、淘汰；同样，它在演化过程也如文化演化理论所预期地发展出人们事前无法预期的结果。
由于共产主义先天具有原教义主义的性格，任何社会经济上的重大变革都不能违背社会主义的精神。因此，SPE的角色超越教学和研究而能实际影响政府的改革方向。有时它会是政治实践的指导理论；有时它必须跟上政治实践的脚步。在解释中国大陆的政治变革时，多数文献采取政治派系的斗争模型，[63] 却较少谈到斗争时所采取的手段。在民主国家，派系斗争最后必然诉诸于选举和选票。在中国大陆，军队和学生曾被毛泽东利用在派系斗争上，但这情形到了后毛泽东时代就不再发生。由于中央级的选举仍未开放，那么中共中央的派系的斗争是如何进行和清算的？观察邓小平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行为，我们可以发现他两次藉以稳住政治权力的策略都是掀起SPE理论上的论战，也就是以SPE理论作为斗争手段。[64] 像这样的政治市场和SPE理论市场的紧密关系是坚持社会主义之国家的特征，这也说明了本文研究的重要性。
从SPE的发展与转变的研究，我们从另一角度了解中国大陆经济改革的展开过程。改革的确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只不过摸着石头过河的主导者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官员。中国大陆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很完整地陈述了这样的经验：改革只能在试误的市场下寻找适宜的方向。这经验也同样展现在SPE的演变过程。在本文里，我们很清楚地理清这个「有中国特色」的法则：「允许一个形式上不违背社会主义的试误的市场」。它不只适用于经济改革，也将适用于民主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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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China
-- A viewpoint form cultural evolution
Chun-Sin Hwa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Hsing-Chu City, Taiwan, ROC.
Zhuang Zhi Fang
School of Econom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Wuhan, PR of China
2005/09/28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is highly related to political events in China since it has being the directing theor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rxist Socialism. From the facts that there is no such an implementation theory in Marxism and that the Russian Textbook failed as a guideline for Economic Planning in Russia during 1950s, China has to find its own way for implementing Socialism via the process of trial-and-error.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China, 1979-2003, fits most conditions of culture evolution and leads to an unexpected result.
Keywords：political economy, culture evolution, economic transition, Russian textbook of economics
* 联络作者：黄春兴，国立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联络地址：新竹市光复路国立清华大学经济学。电子信箱: hcs1101@seed.net.tw，电话 (886)-3-5742890。共同著作人：方壮志，(中国)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作者在研究期间拜访了南开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尤其感谢以下教授提供宝贵意见和相关数据：周冰（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中心），杨瑞龙、周业安、张宇、杨其静（以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许云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郭熙保、马颖、江春、文建东（以上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肖艳、姚遂（以上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至于本文的论述观点、错误和责任，全归于作者承担。
[1] 这现象导致1995年引爆的「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之争论。中国大陆的学者对此问题已发表甚多的精湛著作，几乎涵盖各层面的问题，也提出不同见解。相关的文献请参阅于光远与董辅礽 (1997) 收录的文章。
[2] 1859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出版。1867年，他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出版《资本论》(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第一卷，确立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早在1843年，恩格斯就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大纲》，严厉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过世之后，恩格斯整理他的手稿，十一年间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这些著作，加上学者们常提及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两人合写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构成SPE的核心经典。
[3] 林岗与张宇 (2003) 认为SPE研究「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决定的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试图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趋势作出科学预测、为人民群众改造社会的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以建立和发展为社会生产力提供广阔发展空间的社会经济制度」。
[4] 吴玉山 (1996:53) 也间接地指出SPE在这时期的指导地位：「从 1953到1957年是中共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时期，中国大陆的经济主要是由一批受苏联训练的官僚所控制。然而，由于大陆的农村比较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情况还要穷困，所以用压榨农业来发展重化工业的苏联式的成长模式没有办法长期维持」。
[5] 早在推行人民公社之初，各种包工包产之经济制度就已纷纷出笼，但均被指为违法乱纪。这类的政治企业家精神断断续续地时有所闻，待文革被政治性地否定之后，承包制顿时风起云涌。
[6] 对于「有中国特色」之内容的一般说法，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按劳分配为主的多元化收入分配机制、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主的民主集中制度、和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从这些叙述所呈现的「中国」并不具有中国文化关连上的意义，仅在于区别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特殊方式。另外，值得思考的，「有中国特色」是大陆的官方用法，但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则称大陆改革开放策略走的路子是「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Gazeta, 2003)
[7] 刘国光、汝信与陈吉元 (1993: 47-48) 也有相同的观点：「无论是在俄国或第二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出现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中国，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以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又是比革命甚至还要复杂和困难百倍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当然更不能从科学社会主义创立者的著作中找出现成的答案。他们虽然就未来新社会特别是它在经济方面的特征做过一些极简单的、预见性的论述，但其中的一些观点，例如认为商品生产和交换将被废除，已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8] 高荣贵、尹文书与李柏钧 (1988:330)。
[9] 该文收于盛洪 (1996a)，文中的括号内容是本文作者加入的。
[10] 对于如何从一个资本主义时代的「自利人」转变到社会主义时代具有社会价值意识之「利他人」的问题，杨世雄 (2001:119) 的解释是：「对马克思而言，思维物只是头脑中的物质转换，『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社会的存在』」。换言之，「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性进行主动的革命，转变私有财产制成为公有制，那些社会在没有剥削的客观可能，人就会成为无私无我的人，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性自然呈现」。(杨世雄，2001:119)
[11] 于光远 (1996)。
[12] 孙冶方 (1998: 416)。
[13] 同上注。
[14] 孙冶方 (1998: 165-166) 说到：「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除了市场联系就没有其他联系了吗？当然不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两个经济之间的联系，在交换以前和交换以外就有组织的存在着。而且社会主义中间商品的主要量还不是在利伯维尔场交换的，而在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进行交换」。
[15] 经济关系中若缺欠交换关系，就失去可以作为评价的价格结构。Mises（1922）清楚地预言苏联五年计划的盲目特质：不利用价格结构所承载的经济情报，就无从知道一项投资计划的利润，从而无法评价这项投资计划是否值得投资。无法评价的投资计划是全然盲目的投资。将整个国家资源投向全然盲目的计划，很难不失败的。对于苏联早期的五年计划之所以能有不差的表现，Mises的回答是：刚开始计划时所采用的相对价格都还是接近于计划前的价格，此时其内含的经济情报还未遭到严重扭曲。几期之后，价格里承载的经济情报都被政府计划破坏殆尽，计划也就开始走向失败。奥地利学派对于对苏联的失败，Boettke (2001) 有较详细的讨论。
[16] 包括东欧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洪鎌德 (2004: 9) 认为主要来自于双方对早期马克思遗稿的不同理解，导致「有异于马恩伯恩斯坦考斯基列宁和布哈林对政治经济学之重视，把它当成诸社会科学之最精确、最细密、最崇高的科学，西马的理论家视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是哲学，更重要的是视他为社会批判」。因此，「自从1920年以来，苏联极力排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扩张。莫斯科对匈牙利、捷克、波兰等事件之武装干预强力压制，虽与东欧各国政经、社会变迁有直接关连，但主要地表示苏共对马列正统意识型态的固守坚持」。洪鎌德 (1995:21)
[17] 兰格 (1981: 113)。
[18] 这是Hayek (1988) 的基本论述。
[19] 高荣贵、尹文书与李柏钧 (1988:399)。
[20] 高荣贵、尹文书与李柏钧 (1988: 586)。
[21] 高荣贵、尹文书与李柏钧 (1988: 586) 认为：「正是这种背景之下，1958-1959年，经济理论界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展开了大讨论」。。
[22] 苏俄政府撤回在中国大陆工作的数百位苏联专家，中止数百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中苏关系全面破裂。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也是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请参阅 Rozman (1987) 第六章。
[23] 董辅礽 (1997:8)。即使经济学界地位崇高的于光远（1996) 都必须这样说：「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我又常常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因为『四人帮』的某些谬论之所以曾经俘虏了一些人，同这些人不能正确地理解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有关系的」。
[24]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81)。
[25] 根据方壮志与黄春兴 (2004) 的研究，谨慎原则是人类社会在不确定环境下产生的行为法则，个人依循这法则行事的态度与个人的经济理性行为假设一致。
[26] 中国大陆在文革时期把抱持这种幻想的人冠以「左倾份子」的罪状，如「四人帮」。根据吴玉山 (1996) 的说法，中共内部一直存在追求经济的「高速成长派」和追求稳定的「经济官僚派」之间的斗争。他认为「高速成长派」在中共中央时二大全会之前是毛泽东为首的左派，之后则是邓小平为首的市场改革派，文革则是市场改革派暂时联合经济官僚派所进行的「高速成长派」的内部斗争。这观点多少可以从联合所需的折衷态度和分配胜利果实的角度，去说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会对改革性的计划会主张采取「谨慎原则」。
[27] 邓小平的猫论是到1993年才正式提出。不过，他是推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主角。
[28] 周冰 (2000) 指出：1979年许涤新仿照《资本论》结构出版《社会主义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算是第一本中国重返马克思的教科书。另外，于光远 (1996) 也说到：「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资本论》一比，人们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更不满意。…所以在五六十年代我也考虑基本上沿着《资本论》的顺序展开。在这一点上，我和孙冶方同志倒是很投机的」。可惜他没将这考虑付诸实行。
[29]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30] 最早出版的是谷书堂、宋则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强调中国大陆推行的社会主义应专注于不发达阶段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当前所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这本「北方版」教科书每三年修订一次，2004年的第八版添加了知识经济的相关议题。1986年的厉以宁版则是最早以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为焦点的系统理论。
[31] 周冰 (2000)。
[32] 譬如逄锦聚、洪银兴、林岗与刘伟 (2002) 的「北方版」第七版的前言中就写到：「参加本书编写的学校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辽宁大学、西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以及中山大学」。又如刘诗白 (1994) 便打出「全国十二所高等院校编写组」的广告语，并在书的后记中罗列参与编写的大学。
[33] 一位受访学者说道：「实际中各高校自行选择教材，例如我们学校就一直是用学校自己编的教材，从我读书到现在；现在用的是去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现在不论什么课程，教材主要由教师选，但是如果本院系或本校有老师编了教材，那是一定要用的，也帮助推销」。
[34] Ronald Coase 和 Douglass C. North 的诺贝尔奖头衔以及张五常是华人多少也有点关系。
[35] 值得注意的，在新制度经济学炙热的年代，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也都关怀SPE的发展。
[36] 一位访谈者认为复旦大学会早于北京学界较早提出改革式见解的主要原因，在于北京学界把改革希望放在中央政府，因此北京学者倾向于朝着政治界发展。
[37] 本文不拟从历史传统或行政层级来探讨「有中国特色」的涵义，而采取邓小平的观点，也就是认为「有中国特色」是经历「不少教训」后发现的原则。徐勇 (2003) 引述了邓小平的一段话：「农村搞家庭联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另外，胡宏伟、吴晓波 (2002: 3) 在研究温州模式时的一些观察可能是更贴切的说明：「在谈及他的改革实验遭遇到的阻力时，他脱口说到：『无所谓的，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改革，有时是从‘违法’开始的。』…只是在实践中获得成功之后，才逐渐获得一种社会认同并广为效仿，进而得到官方的迟到的承认」。
[38] 林毅夫、蔡昉与李周 (2000) 说到：「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1970 年代后半期，『包产到户』又一次出现。值得庆幸的是，这次不像以往那样将它作为『资本主义复辟』行为加以取缔，而是采取了不赞成但容忍它作为一种例外存在的态度」。
[39] 1987年，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大胆地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开放；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40] 刘诗白 (1994: 244-246) 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1)市场机制不能完全满足自身运行所需的条件。…(4)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与社会主义经济目标之间并非是完全一致的缺陷」。
[41] 李建秀、魏淑萍与郭鹏程 (1991) 便指出：南方版1988年的修订版增加了「社会主义的消费」一章，而北方版1988年的修订版将范围由「生产关系」扩充为「经济的运行方式」。
[42] 就有一位受访者说：「老师在教学中通常采取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和凯恩斯理论的相比较来进行。譬如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对比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或将生产资料两大部类的平衡对比于凯恩斯的市场失灵。总之，每位老师都会有自己的解释，尽量能让自己的课精彩到能吸引学生」。
[43] 盛洪 (1996b:71) 说：「西方的宏观经济分析是一个比宏观经济学更为广义的概念」。
[44] 周冰 (2000) 认为这矛盾基本上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基础的效用价值论的矛盾。
[45] 譬如1990年樊纲、张曙光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就不再沿用SPE的架构，而只专注宏观经济运行理论的探讨。
[46] 《南巡讲话》提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47] 「梁晶工作室」的设立和发展是这时期最耀眼的例子。她在接受《21世纪人才报》的访问中说到：「当年我们酝酿翻译出版西方的经济学教材的时候，我们遇到许多问题，有的人第一反应是不能出版，说是『会毒害我们的学生』。97年在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翻译完成的时候，我却被告知：要删除和中国有关的(不同体制的比较)部分…如果当年不是我们顶着各方面压力坚持下来…」。自1995年开始策划，1997年出版第一本翻译以来，「经济科学译丛」每年引进出版四、五本欧美大学经济学主流教材的翻译的顶级著作。请参阅：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xuejiedongtai/20041229/ 19271259944.shtml。
[48] 如陈章武 (1995)、杨永华 (1996)、干学平、黄春兴与易宪容 (1998)。
[49] 于光远 (1997) 在《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序言中说到：「(SPE) 经济理论追不上社会实践」。
[50] 周冰 (2000) 也曾就近十多年来SPE学者面对挑战的反应加以分类。
[51] 一项具象征性的现象是：行为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和发展都超过台湾。它在中国大陆的文献，参阅：周业安 (2004)、方壮志与黄春兴 (2004)。
[52] 另外，程恩富与王小文 (2003: 158-169) 也主张建立新马克斯经济学综合范式。
[53] 例如胡家勇 (1993)。
[54] 董辅礽 (1997:3)。
[55] Alexeev, Gaddy and Leitzel (1992:147)。
[56] 由于这方面文献俯拾即是，本文不拟讨论。
[57] 譬如文建东(1993)、方福前 (2000)、翻译D. Muller的张军 (1993) 以及政治学者杨龙 (2004) 的《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观》。
[58] WPE分属四个学派：芝加哥学派、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奥国学派。新制度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在90年代已随着新制度学派传入中国大陆。奥国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和MPE同是根植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其与兰格的〈社会主义之计算的可能性〉大辩论又深刻地影响到社会主义的实践策略，一直都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批判的主要对象。由于这两学派的议题多集中于产权制度和宪政规则，政治经济学学者大都关心过这两理论的发展。相对地，芝加哥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因衍生自新古典经济学，其议题较集中于政治敏感的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分析上又多使用数学工具，直到近年来才开始传入中国大陆。就我们所知，大学开授「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学院仍屈指可数，其数目还低于开授该课的政治学系。
[59] 虽然2002年中共十六大宣示的「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和江泽民所说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明确地指向「民主政治」方向，但至今中国大陆仍坚持着以全国代表大会为主的属于间接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度」，仅开放乡镇的直接民主，这和马克思所倾向的直接民主制度还有一些差距。
[60] 有一位教公共选择理论的受访者告诉我们，她是如何借用国共和谈的历史事件去解释「中位数选民定理」 (The Median Voter Theorem) 的涵义。另外，也有老师是在讲授资本主义部分时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内容。
[61] 北京大学已改用西方经济学原理为核心理论课程，只在授课SPE中保留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部分。南开大学和武汉大学虽继续以SPE作为大学部学生的公共基础课程，但也逐渐以「邓小平理论」或「中国经济改革与实践」或学生感兴趣的全球化等现实政治课程取代SPE社会主义部分。
[62] 为了强调这是在市场平台下进行的演化过程，Buchanan and Vanberg（1992）认为改称「创造过程」（creative process）会更好。
[63] 如吴玉山 (1996)。
[64] 第一次权力斗争发生在1976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被开除党政各职。他于1978年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议题展开论战，打击左派谨守毛泽东路线的「两个凡是」的主张，把年底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变成战场并取得胜利。(吴玉山，1996:61-62) 虽然这次斗争的结果也受到西单民主墙的影响，不过这次学生的参与并不是政治运动而是SPE的理论论战。第二次的权力斗争发生在1990年底，李鹏等人试图藉十三届七中全会架空邓小平的权力。邓小平先于1991年在上海用他名对经济政策发表四篇批判文章，又于1992年在深圳发表南巡讲话重申对改革开放的坚持，重新在年底的十四大上夺回他在经济决策上的领导权。(吴玉山，1996:8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