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政治經濟學

前言

本書的內容來自我在（台灣）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政治經濟學的講稿。我教這門課十五年了，講稿內容也跟著改了十幾次。幾乎每次改稿的動機都是一樣的：這些內容適不適合稱為「當代政治經濟學」？的確，這動機說來話長。

在我開授這門課之前，系上沒有政治經濟學這門課，倒是通識教育中心和人文社會學院開授不少名稱上有「政治經濟學」的課，如：資訊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傳播政治經濟學、勞動政治經濟學、能源政治經濟學等。這些課的另一特色是，授課老師的專業若不是政治學，就是社會學，甚至是工程科學。我們知道，產業經濟學、貨幣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等都是經濟學系的專業課程，為何把這些課程名稱的「經濟學」改成「政治經濟學」之後，就從經濟學系出走了哪？慣例上，「社會經濟學」是經濟學系的課，「經濟社會學」才是社會學系的課。為什麼「經濟政治學」不是經濟學系的課，「政治經濟學」依然不是經濟學系的課？經濟學在十八世紀興起之時的名稱是「政治經濟學」，從亞當史密斯到約翰密爾都是這樣用的。雖然到了馬歇爾時改稱「經濟學」，但也不應該讓「政治經濟學」從經濟學系出走的。我隱約理解，經濟學在發展過程中出了差錯。

當我開始教授政治經濟學時，在課堂上跟學生說，我要把政治經濟學拉回經濟學系來教。當然，我必須處理如下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到底經濟學在發展過程中流失了哪些原本關懷的議題？要找回流失的內容並不難，要累積出足夠開課的內容也只需要時間，主要的難題在於這些流失的內容是否能以一個共通的架構貫穿。這難題也牽涉出第二個問題：貫穿內容的架構是否在方法論上與經濟學理一致？那許多非經濟學系所開授的各種政治經濟學，非但見不到經濟學理的術語與分析概念，更要命的，都是帶著反經濟學的情緒而來，嘲諷經濟效率、否定市場機制、大談政府管制等。

如果我的質疑沒錯，如果我能以經濟學的架構貫穿那些流失的內容，那麼，就能找回一個完整的經濟學。只要能完成這工作，就能矯正經濟學在發展過程中發生的偏誤，而矯正後的結果就是還原一個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包括了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等三部分的體系。

政治經濟學應該是「經濟學原理三」。當前的經濟學教育只包括「經濟學原理一」的個體經濟學和「經濟學原理二」的總體經濟學，以致畢業的學生和大部分的政策決策者都以偏差的角度處理經濟問題，不僅無力處理他們在不自覺中製造的經濟危機，甚至以經濟危機為例否定經濟學理和市場機制。缺欠了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不僅不完整而且有害於社會。這發現早已以遍存於亞當史密斯、孟格、米塞斯、海耶克、布坎南的著作中，也零星地散佈在威克塞爾、奈特、佛利德曼、寇斯和當代許多的自由經濟學家的著作裡，本書只是有系統地加以重寫，並加上作者的新詮釋。

本書在架構上將分五篇，共十六章。第一篇為前言，共兩章。第一章回顧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而第二章介紹本書的教學架構。本書將採取主觀論的視野來論述政治經濟學。主觀論經濟學的通俗名稱是「奧地利經濟學派」，因其發源於十九世紀奧匈帝國的維也納大學。由於該學派在二次大戰後的研究重鎮先後遷移到英國和美國，再加上「奧地利經濟學」一詞常被誤以為是在研究奧地利國的經濟情勢，因此，本書以當今大多數奧地利學派學者偏愛的「主觀論經濟學」或「主觀經濟學派」改稱之。

第二篇為主觀論經濟學的核心概念，共三章。第三章討論主觀論的內容，包括主觀的行動與主觀的知識。第四章探討主觀的個人如何經由市場與他人展開交易和合作，也探討創業家精神和其角色。第五章將從知識與資本累積的角度，探討經濟社會的發展與成長的動力。

第三篇論述自由經濟體制的議題，共五章。第六章討論當前社會對市場機制的誤解，也就是市場失靈理論的謬誤。第七章討論自由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角色，包括政府支出與稅收。第八章以自由市場的角度去論述政治市場的運作。第九章將從文化演化角度論述規則與秩序之自然長成，而第十章探討遵循規則與經濟理性的相關問題。

第四篇將討論不同的政治經濟體制，共四章。第十一章將回顧計劃經濟的發展，介紹上世紀蘇聯和中國的計劃經濟，以及其後的市場社會主義。第十二章討論二次大戰期間發展出來的強權國家與福利國家的體制，前者以德國納粹為主，而後者以英國的福利政策之發展為主。第十三章討論社會民主體制的經濟主張，包括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和瑞典的福利國家，同時也在此章討論經濟自由的相關問題。本書不完全反對民主政治所發展出來的一些福利政策。第十四章討論當代的第三條路的發展，包括社群主義與企業社會責任。同時，本章也將論述正義和個人的不參與權利。

第五篇為當代政經議題，共兩章。第十五章討論凱因斯的經濟管理政策和其後連續發生的各國的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同時也論述米塞斯與海耶克的景氣循環理論。第十六章探討兩岸的政治經濟發展，因為台灣和中國大陸分別從威權體制和計劃經濟下轉型到市場經濟，各有耀眼的成績，也各有尚未解決的問題。

為了教學便利，本書盡可能將各章都分成三節，以配合每週三小時的課程。不同於一般的教科書，本書並未於各章之末加入討論題等練習，因為作者相信，最好的練習是從發現問題開始，然後才是廣泛地尋找可能的和滿意的答案。這些努力時常要超越現有章節篇幅提供的知識，因此，在某些章節之後附錄了相關的議題與內容供讀者參考。當然，讀者若能相互討論，那就更好。

十八世紀時「經濟學」學科名稱尚未出現，當時對於經濟活動與經濟事務的研究皆稱為「政治經濟學」。在當時的經濟活動中，個人關心自身的就業和消費，以及生活上的物價水平與經濟成長，因為這四項經濟變數決定了經濟福祉。當時蘇格蘭啟蒙學者亞當‧史密斯便主張這四項經濟變數應由個人和市場來決定。他提倡自由市場的政治經濟體制，視市場為個人交換商品、生產因素與技術，以及知識的平台，讓個人在市場中自由選擇就業與消費，並透過市場的供需機制去決定商品的價格與薪資，也讓創業家經由創新而推動經濟成長。

在自由經濟下，個人憑其天賦、努力與機運從市場中獲取應得的報酬。經由市場的交易機制，個人天生和後天之條件差異表現成貨幣形式的所得差異；在私有財產權制度下，所得差異由於長時間與幾代相傳的累積而擴大造成財富的貧富差距。不可諱言地，自由經濟有利於先天條件優異者和後天擁有良好教育環境者的競爭優勢。貧富差距意味著經濟條件貧窮者享有的經濟福祉低於經濟條件富裕者。自由經濟視富裕者救濟貧窮者為美德，但慷慨與利他卻不是市場規則。古典政治經濟學者理解市場機制無法改善貧富差距，但堅信民間社群會提供足夠的社會救助。此為政治經濟學的第一階段。

到了十九世紀後期，政治經濟學開始仿效自然科學，以嚴謹邏輯去探討經濟變數間的因果關係，並精確地分析從經濟手段到經濟目的之關係。政治經濟學探索各項經濟變數的因果關係，並且自此邏輯體系去分析經濟手段的適用範圍。他們發現就業、消費、物價與經濟成長的邏輯關係，但這些新知識終究無法緩和貧富差距。在本階段，自由經濟學者區分了經濟活動與非經濟活動，防止讓政治手段介入經濟活動。此理念繼承了基督教教義「讓上帝的歸上帝、讓凱撒的歸凱撒」，並延伸至憲政發展，例如強調行政、立法與司法必須獨立與相互制衡的三權分立和「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能進」的私有財產權制度。

社會若無法有效地緩和貧富差距，久之將陷入動亂。自由經濟既已嚴拒以政治手段介入經濟活動，若社會的慷慨又不如預期時，那麼，貧富差距的死結該如何解開？一個曾被相信的答案是：「廢除私有財產權，然後以政治權力複製電腦虛擬市場機制而計算的結果去分配資源。」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蘇聯興起的計劃經濟體系。

計劃經濟主張收歸私有財產，以中央集權之計劃替代自由市場的運作，並設置國有生產機構，按生產計劃配置生產資源和人力，再均等分配產出給個人。負責計劃經濟的中央計劃局認為，他們理解市場的運作邏輯，有能力利用電腦去模擬市場並估算每個人和每種商品所需要的生產與消費數目。他們認為，新體制不僅尊重市場的運作邏輯，也能讓人們的經濟福祉趨於均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學者期盼計劃經濟能帶來「美麗新世界」。計劃經濟對私有財產權的公開否定，掀開政治經濟學對體制的爭議。這是第二階段的政治經濟學。

然而，模擬的市場只能將個人視為因應任務的被動者，無法期待個人主動發揮個人知識、創業家精神、魄力、信仰等潛能，其施展結果終必導致整個社會在各方面的發展遲緩。在政治上，限制私有財產權的結果發展成專制主義。歐戰後興起的法西斯主義，雖然反對共產主義的計劃經濟，卻也擁有龐大的壟斷性國有事業並限制個人的私有財產權。

在古中國，市場經濟曾開創了西漢文景之治，卻也衍生「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貧富不均社會。當時的朝廷大臣給予皇帝之建議多為廢除土地的自由買賣。相較於西方王權不得侵犯私有財產權的限制，中國專制皇權早已崇高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圍繞在中國專制皇權下，逐漸發展出其獨特的民本思想和仁治理論，稱之為中國的民本政經體制。人民在民本體制下享有的自由與民主極為有限，無法追求個人主觀期待的幸福。如今中國大陸由於農地的財產權依舊公有且國營事業壟斷主要產業，不少學者以「中國模式」稱之。由於崛起的中國蓄意開創有別於西方國家的政經體制，民本體制與民主體制的差異也就成為政治經濟學的新爭議。

蘇聯計劃經濟初期的亮麗成就，吸引法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相繼仿效。由於西方國家傳統不侵犯私有財產權，計劃經濟便被修正為指導性經濟計劃。在此經濟計劃下，實為權責單位之經濟設計委員會卻無權支配或控制個人的資源與行為，只能規劃選定的產業或特定部門的發展方案。他們利用政府擁有的國有資源和預算，設計相關誘因相容機制，引導個人自願選擇委員會所規劃之產業與行動。英國政府並未採用以產業發展為目標的法國式經濟計劃，而採用凱因斯理論的總合需求經濟管理，只利用政治權力操控總體經濟變數。

這兩種體制皆未強迫個人之選擇，而是利用它所控制的資源或權力去改變個人選擇時面對的相對價格，故稱之為政治干預體制。法國式的經濟干預改變的是不同產業或部門的相對價格，而英國式的經濟干預改變的則為整個經濟之各部門在規劃今日與明日之經濟行動的相對價格。由於這兩種干預類型相互獨立，許多新興國家的政府皆樂於同時接納。此則為第三階段的政治經濟學。

經濟干預和計劃經濟存在兩點差異。第一是否定市場效率的方式。蘇聯的計劃經濟，負責計畫經濟的中央計劃局仍尊重市場機制和其效率，只是更信任自己的計劃；但在英法的經濟干預，經濟設計委員會接受市場失靈的說法，賦予政府權力利用政策去干預市場機制。第二則是侵犯私有產權的方式。由於馬克思公開否定私有財產權制度，因此計劃經濟可隨意廢除或刪減個人擁有的私有財產權。相對地，英法的經濟干預受到傳統約束，不敢公然侵犯個人所擁有的私有財產權，卻利用政治手段和政治安排侵蝕私有財產權的價值。

英國和法國在走向經濟干預時，即推行不同程度的社會福利政策。因此，他們並未將經濟干預作為改善貧富差距之手段：法國以經濟計劃推動經濟發展，英國採經濟管理維持就業與物價的穩定。隨著計劃經濟的失敗，私有財產權逐漸成為政治經濟學的共識，但經濟干預卻依舊存在，也引起新的政治經濟學的爭議。在這爭議中，干預主義者要以政治力去促進經濟成長和穩定物價，而自由經濟學者則捍衛市場機制，避免遭受政治手段的任意干涉。

馬克思曾標榜共產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其意思是社會主義必須尊重市場機制的科學邏輯。科學是因果關係連結成的知識體系，其中包含許多手段與目的之間的推演邏輯。如果手段在邏輯上無法推演出目的，該手段就不科學。反之，邏輯上能夠實現目的之手段才算科學。計劃經濟強調它是以確定的科學知識為基礎，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反對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因為反科學，也就是反對共產主義。

馬克思認為十九世紀的歐洲存在不科學的社會主義，其企圖直接提供人們經濟福祉，而不以計劃經濟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這些反科學的社會主義包括德國和北歐國家採用的福利國家體制。嚴格來說，福利國家純粹以社會目的和政治權力直接提供個人所需要的消費，並不過問市場運作邏輯，也不採行諸如最低薪資率或限制日常消費商品的價格等經濟干預手段。他們認為，個人之需要不僅是就業、消費、物價、經濟成長等經濟福祉，也需要群體生活的道德、正義與秩序等社會福祉。

由於只關心需要而不過問福祉的生產過程，將使福利國家的人們胃口愈養愈大，直到超過社會的生產能力。德國與北歐國家都有著不侵犯私有財產權的傳統，國家對社會福利的提供能力也被個人的經濟生產力和願意接受的最高稅率受限。這並非純粹理念的福利國家，也不是電腦裡模擬的市場機制。他們保有自由和有效率的市場，以及清廉政府。從尊重市場的科學態度而言，北歐的福利國家遠勝過計劃經濟的國家。北歐福利國家的成功帶來第四階段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是社會如何善用個人在可接受之範圍內繳納稅收，以提供人們最多的經濟福祉。

在討論了幾種政經體制和政治經濟學於四階段的發展後，最後的問題是「誰」來為一個國家決定政經體制？是理想主義者，還是經濟學家？是擁有政治權力者，還是一般百姓？當然，形式上是擁有政治權力者決定一個國家的政經體制，但實質上他仍然受制於許多的約束或潛在威脅。即使中國模式，仍需要獲得百姓的基本支持。在民主國家，政經體制的選擇更需要人們的支持。換言之，政治經濟學探討這些政經體制的競爭及人民的選擇。

一旦需要人們的支持，政治權力者就需要一些說帖。在一些地區，政治權力者還繼續以欺騙、掩飾、誘惑、威脅等方式獲取人們的支持，但隨著資訊的開放，有說服力的說帖最終是要建立在嚴謹的理論上。嚴謹的理論就是關於手段和目標的因果關係。

任何的政經體制都必須明示它想實現的目標（或政治理想）以及實施的手段。政治經濟學（者）的任務就是分析各種政經體系所提出之手段與目標的因果關係。理想主義者常吹噓目標的偉大，慫恿人們選擇他偏愛的政體。政客經常避談目標，以便利在手段上表現出他的愛民與慷慨。學者必須放下個人對目的與手段的主觀偏愛，然後展開嚴謹的邏輯推演，為一般百姓篩選因果關係成立的配對。學者沒有責任與義務去推薦特定的政經體制，因為理想主義者會吹噓那些目標，而政客也會渲染政治手段的好處。真正的學者有義務無偏私地告訴人們哪些手段和目的只是美麗的謊言。

手段除了能實現因果關係確認的目標外，也可能帶來許多被掩飾的後果。學者對這些後果帶來的傷害和避免它們所需投入的成本，都必須清楚地讓人們知道。學者必須提醒人們，他們的選擇不會只有瓊漿玉液，也同時存在著必須犧牲的代價。

一個政經體制的成功取決於它所標示的手段和目標是否滿足可接受性、具因果關係、低交易成本等三項條件。可接受性的權利和表達是個人的責任，而探索因果關係和低交易成本則是政治經濟學（者）的職責。

1995年，當清華大學的同事干學平和我合著的《經濟學原理》出版後，我們清楚了之後的研究方向。《經濟學原理》是從追問一個經濟學教學問題開始：如果（傳統）中國經濟思想只是西方經濟思想的部分集合，那就把這門課程廢了吧！如果不是，屬於中國經濟思想所獨具的內容是什麼？我們花了八年的時間，追到了答案。但很不幸地，那竟是源自於井田制思想的集體主義。書成之後，我們接下去要研究的方向，不是探討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分析，也不是以模型去分析宏觀調控的結果，而是深入理解經濟學與法律和政治的關係。於是，我們選擇了研究分工，干學平專注於法與經濟學，我則專注於政治經濟學。因此，這本書的發行，第一個要感謝的便是干學平。

為求全盤理解政治經濟學，我藉著授課的機會來架構本書內容。我先在研究所講授「政治經濟理論」課程，後來隨著自己對主觀論經濟學的認識加深，將課程易名為「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同時，我也在大學部講授「政治經濟學」課程。對於研究生，我可以要求他們閱讀原文和期刊論文。但對大學部學生，除了指定幾篇閱讀教材外，我開始逐章寫稿給他們參考，並藉著授課經驗多次修正教材。因此，這本書的發行，我也要謝謝選修過這些課程的學生。

政治經濟學牽涉的議題甚廣，我多次邀請同事莊慧玲共同開授「家庭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求能深入理解個人與國家間之中間層結合的制度問題。這本書中，我引用了自己分別曾和方壯志與莫志宏合寫過的文章，也摘錄自己指導過的研究生畢業論文之部份內容。這本書的發行，我感謝他們的合作。

本書不少的章節曾以獨立論文的形式，在兩岸的一些學術研討會和大學發表，也獲得不少學者與專家的批評和建議。對這些分居於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好友，我就難以個別列舉，一併致謝。

最後，我衷心感謝莫莉花對本書的中文書寫提供很多的建議，也感謝陳巧潔的耐心校對和文字修飾。

黃春興 2013/11/20